故意把汤喝得哗哗响(我们家不允许喝汤大声)。爸爸和学生们还在谈论国际时事，好像他们亲自去过白宫或巴尔干半岛，对伊拉克或科索沃局势发展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其中的一个学生知道柯林顿在面对第一次国会调查其丑闻发表讲话申明自己清白时，他脖子上挂着的就是莱温斯基送的ZO I牌领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暗示性细节，他以此来请求莱温斯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保持忠贞，不要背叛他。
“妈妈，”我认真地看了一眼身边风韵犹存但总是忧心忡忡的中年女士，“你不用担心我，如果哪一天我有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就会躲到家里来避难的——就这么说定了，好吗?”我抱抱她的肩膀。
蛋糕端上来，是那几个学生合送的，插着六支蜡烛。爸爸情绪很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像老小孩一样哈哈笑着，切蛋糕分给大家。“马上就会有笔基金到手了，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进展，”他说。于是他的学生纷纷谈起那个课题，《唐代文官休假制度研究》(听上去这个话题就像手里捏了红球、绿球试问哪一个手里有黄球一样奇怪)。
在我眼里，许多教授门下的弟子简直就是一群应声虫，或者奴隶，他们首先得附和导师的治学思路，藏起自己的疑问，然后在取得导师的垂青后跟随导师四处开研讨会，在导师推荐下在杂誌上发论文，甚至在导师关怀下结婚生子，谋取职业，直到他地位稳固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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