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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復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闢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