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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军阀号”。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衝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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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繫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嘆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闢的着作。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些日子来，沫若由中国纺织业的破产而引起的一系列思考，到这时算已成熟。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四月二十六日夜间他以这七个字为题做了一篇短论，大声疾呼：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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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製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復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