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穫，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衊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誌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讚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係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讚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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