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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艺报》1951年第9期。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表扬了“小人物”具有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话的份量可不轻啊!沫若虽然并不自认为是文艺界的“大人物”，但听了这话，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在这以后，全国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采取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继批判《武训传》之后，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于是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首先检讨了错误：“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表示要坚决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加紧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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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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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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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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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隻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讚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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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骆驼集·骆驼》
五十一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径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剷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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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衝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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