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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衝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第二天，沫若想方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种什么都浑沌一团的日子里，连自己还是“保护”对象，他又有什么权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能力解开那千头万绪的权力网中的疙瘩?

第四天早晨打听到世英关押的场所，由秘书王廷芳与平英等人匆匆赶到农大，然而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离开了人世，一个生龙活虎、雄辩滔滔、很有见地的青年，如今就这般永远闭上了嘴!他至死也没鬆绑，粗粗的麻绳竟嵌进了肉里。歹徒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将他的遗体火化了。当沫若听到这个噩耗时，神经中枢似乎都麻木了，一切就象在噩梦中似的。他神思恍惚似乎来到了关押世英的场所，那阴森森的气氛，就象《屈原》剧中关押三闾大夫的东皇太乙庙。年纪轻轻的儿子跟婵娟一样，如同暗夜里的闪电那样，明亮而急促地逝去了。但屈原还可以对着黑夜咆哮，吟诵他的《雷电颂》，而现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堂堂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沫若，面对某些人为他儿子所网织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却只能沉默无言，不能抗议，不能申诉，这是多大的不公平啊!

妻子立群则因过度悲愤，时而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时而痛骂那些目无法纪、嗜杀成性的歹徒;时而又呆若木鸡，只有间或一轮的眼珠才能证明她的生存，周恩来知道了这消息，赶来劝慰沫若夫妇。面对这真相不明的不正常死亡，特别是自己熟悉的年轻人的死亡，他也是十分痛心的，然而这样的事不是天天都在发生吗?作为总理的他只能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沫若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因此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只是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託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作为历史学家的沫若，他坚信历史终将公正地给每个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评判，那时他手抄的这些日记，就会证明世英是含冤负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沫若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藉此告慰儿子的亡灵，也安抚这两三年来接二连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战友的亡灵，请相信：历史的长河总有澄清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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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均参阅郭庶英等：《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五十六

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狂涛中颠簸的中国，世界各国人士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渐忙碌。曾经好几个月都被閒置在家的沫若，这时又经常需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来接待外宾，并被派遣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沫若还曾在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骨灰告别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悼词，讚美她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一九七二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后两国关係的日趋正常，以及紧接而来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动，沫若总是与周恩来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森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客人，和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间结束了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係，这也是中日两国无数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沫若感到无限欣慰。这年秋天他作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復邦交》，以“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的诗句表现“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更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特别令沫若感到兴奋的是，在那摧残文化的岁月里，当“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斩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传统的时候，日本却于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历史剧《屈原》，从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该剧算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长十郎主演。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经过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一九六八年长十郎访问我国后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他跟沫若谈到自己回国后仍想上演《屈原》的愿望，当时的确使沫若感到意外，两眼紧盯着他问道：“您怎么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①沫若“嗯”了一声，没有明确表态。这一席话始终温暖着沫若的心，他深信将来总有再上演自己历史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