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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争睹邹元标(2)

据说邹元标的敢言直谏着实让神宗有些忌惮，一天御膳房刚刚备好丰盛的佳肴，神宗却一改常态，下令撤减，并对太监说：“你们没听到他邹某人数落朕吗？”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邹元标又被调回北京，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让吏部尚书杨巍对国事发表意见，邹元标为他代笔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几万言，都是当时人们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请割“衽席之爱，严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当时神宗身边有十名受宠的俊美少年，称为“十俊”，外间早有传闻，神宗已经染上了同性恋的陋习。万历十八年（1590年），调邹元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升刑部右侍郎，这时恰逢邹元标的母亲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为母亲守孝，以后居家乡南皋三十年，建仁文书院，谈道讲学，名扬天下，学者称之为“南皋先生”。这段时间，朝中仍不断有人上疏推荐他。光宗即位，东林党人当朝，邹元标召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为刑部右侍郎。阔别京城近四十年，今又还朝，邹元标虽鬚髮皆白，却依然踌躇满志。行至京畿地区，见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见成效，高兴地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为何物，今日处处皆种水稻，于国于民都有利。”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难道不是靠人才吗？人若有才，天气地力都可以被利用。”光宗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病逝了，邹元标还朝之时，已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当时辽东战局紧迫，敌在门庭，他有感三十年来朝中大臣只顾门户之争，而不问封疆之事，致使祸见于今日。于是首倡和衷之说，建议简用涂宗睿、李邦华等十八人；两天后，又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天启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请收录章家顺、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万历朝被罢免的诸臣都获得了昭雪。他还曾举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争议而未果。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不记私怨，称讚张居正当年的政绩，提出应该恢復张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这一建议也得到熹宗的同意。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虽倡和衷之说，实际上所荐举的大部分官员仍是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人政见相同的旧臣。他们都与魏忠贤、客氏一伙水火不相容。邹元标的多次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邹元标自天启元年还朝以来，上疏建言儘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论，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停，朝中的小人将他视为东林党人，十分忌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来年京察对自己不利，密谋将邹元标逐出朝廷。他们抓住邹元标与冯从吾在京城建首善书院集众讲学一事大做文章。冯从吾在万历初年也因建言而险遭廷杖，后在家乡长安建关中书院，讲学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钟龙源、曹于汴、高攀龙等人已于閒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听讲。但城隍庙并非理想的讲学之所，空间十分狭窄，于是他们决定建立正式的书院，上疏十三道后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各自捐资，用银一百八十两，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由司务吕克孝、御使周宗建负责督理改建。他们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改建后的书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有讲堂三间，后院也有三间供奉先圣，并陈放经史典籍。书院上樑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院中树碑一块，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书院撰写碑文，太常寺卿着名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丹并撰额。书院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开讲，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影响越来越大。

首善争睹邹元标(3)

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繫。当邹元标、冯从吾听说东林有吴桂森继续主持时，“群然嚮往，脉脉神交”。首善书院建成后，正值在京任职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如刘宗周当年曾入东林与高攀龙共同讲学；又如华燕超和华凤超都与高攀龙同里，华燕超万历时就曾到东林书院，求教于钱一本。华凤超先向钱一本学习《易经》，这时又随高攀龙一起讲学首善书院，以后回到家乡也成了高攀龙的弟子。冯从吾虽说是陕西人，却是三十年前顾宪成在京时的弟子，被公认为东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则为东林后“七君子”之一。邹元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东林讲学，却应顾宪成之託，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年东林书院修復后，为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习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係，以及书院在京城日益扩大的影响，使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朱童蒙首先发难，他上疏天启皇帝，说如今广宁失陷，人心浮动，京城之地不宜聚众讲学，以免招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