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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4、5月间，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义大利和德国已先后投降，苏联向远东出兵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已成定局。阎锡山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抢占太原城，以恢復他对山西的独裁统治，就进到与太原邻近的孝义，亲自出马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勾结和交易。八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企图钻同盟国之间矛盾重重的空子，逃避同盟国对它的制裁和束缚，苟延残喘以图死灰復燃，就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的独裁心理，提出所谓“单独向中国投降”的阴谋，选中了阎锡山作为突破口。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亲自从北京飞到太原，到孝义当面会见阎锡山。高桥坦向阎提出：日本希望避开同盟国各国，直接向中国投降，请先生代日方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成功后大家有利。阎锡山此时觉得，日本人现在是有求于己，自己可以伸直腰板了，就先装模作样地敷衍了一番，而后提出了所谓“寄存日军武力”的方案。他藉口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又有中、苏、美、英同盟关係，单独接受日军投降，会影响国家的体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存武力”。所谓“寄存武力”，就是只改变日军的番号，日军仍可保有原来的武装。说白了，就是把日军变成他的军队。阎锡山为了消除日方的顾虑，进一步推心置腹地对高桥坦表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长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投降，但对在战争中被我打败的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军队的权力。因此，让华北所有日军都向二战区投降，我可以战区长官名义，分别改编，给各部队暂编番号，向重庆政府备案就行了。生米做成熟饭，重庆方面也无可奈何。即使同盟国家提出质问，重庆政府可将责任推到战区长官头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做，你们体面地保存了武力，我也扩大了军队，彼此都有好处。听了这番话，高桥坦感到十分惊奇。既惊奇中国统治阶层上下欺骗的圆滑狡诈，更惊奇阎锡山如意算盘的无赖精明。他表示：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唯有服从命令行事。你的这种美意，须请天皇裁决，如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后来，阎锡山的计划虽然未能推行到全华北，但在山西是实行了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惜利用侵略军的武力。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是他长期与日军勾结的结果，也是他的反人民立场的集中暴露。

五、顽固反共 残害民众 机关算尽也输尽

一面对日伪好言抚慰，一面是迫不及待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打响大规模内战第一枪，上党战役遭惨败；今非昔比，已到穷途末路，只能依靠特务维持统治；山西战场上，屡战屡败，节节败退，剩下太原一座孤城，大势已去，溜之大吉；无可奈何花落去，机关算尽也输尽。

内战急先锋 上党战役赔本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被迫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出面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按他的既定策略，迅速调兵遣将，抢占全省的地盘，抢占太原。

阎先后乘坐日军的铁甲车和军用卡车，在大批日军的护卫下，于8月30日返回离别八年之久的太原。进入太原的当晚，他就与伪省长等汉奸会面，提出“全省各地旧有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次日，在大小汉奸们举行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的大会上，他公开对汉奸们表示安慰，声称“行者”与“居者”同功，说什么：“行者”虽经过八年多跋山越岭的辛苦，“居者”亦遭受八年多的精神苦痛，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行者”与“居者”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区分彼此，而应团结一致，精诚合作，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阎将日伪军正式改编为五个省防军，成为他手下一支反共力量。紧接着，他就亲赴日军司令部“拜访”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迫不急待地提出所谓“武力寄存”问题，要求把驻在山西境内的全部日军，全部归他改编，换个番号，照常驻扎原地，与二战区军队共同“剿共”。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完全接受。日军表示，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可考虑留下一部分，最好是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阎锡山见自己的精心策划取得了效果，很是高兴，便迅速聘请日军的一批高官为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并委任日军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警备司令”。为了不伤侵略军的“感情”，山西境内始终没有举行“受降”仪式。对重庆国民政府，则采取蒙哄欺骗的办法，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上报，宣称“二战区接受完毕”。

在阎锡山的精心策划下，由亲信赵承绶等出面，以“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大事”为宗旨，成立了所谓“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简称“合谋社”，还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日侨管理处”，积极活动，进行日军“残留”工作。阎锡山毫不掩饰地对部下说：“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