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页

（26） 干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高宗实录》卷824。

（27） 干隆三十四年正月己丑，《高宗实录》卷826。

（28）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15页；张四的有关故事，参见第221页；蔡廷章，参见第224页；韩沛显，参见第225页；通杲，第226页。

（29）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28页。

（30） 如外省地方官辄致累及无辜。若再纷纷缉捕。适为闾阎之扰（干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20）。或是，抓捕越多，而藉机讹诈、诬陷的案例也就越多？参见山西张廷瑞、直隶张二等人的故事，《叫魂》，第218～220页。

（31） 干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9。

（32） 干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富尼汉虽“公然有心欺饰”（干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谕）但皇上还是有几分原谅了他，说：“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干隆三十三年十月癸未谕）？似乎还有几分自我批评，实际上，儘管皇上十分恼怒，但无论对富尼汉，或对这些官员来说，处分还是比较轻的。

（33） 孔飞力：《叫魂》，第284页。

（34） 孔飞力：《叫魂》，第229页。

（35） 孔飞力称之为“挫折感”，参见《叫魂》，第290页。

（36） 参见孔飞力：《从干隆檔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檔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1985年。

（37） 彰宝摺三，干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史料旬刊》，天，289；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如直隶总督方观承大约就是做不来的，不管是在怎样的逆境里（就在这一期间他因年老患病去世）。

（38） 永德摺四，《史料旬刊》，天，341。

（39） 例如，孔飞力分析刘统勋这个角色时说，他把自己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衣之下（按这一点很像干隆十三年的傅恆），对那些真实的供词决不照单全收，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手软的指责，《叫魂》，第234页。

（40） 干隆三十三年六月己卯谕。

（41） 孔飞力：《叫魂》，第280～286页，第261～262页。

（42） 干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谕，《高宗实录》卷815。

（43） 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参见《论语》。

（44） 干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高宗实录》卷815；二月间浙省有叫魂剪辫传言，旋有德清县石匠首告之案，并有杭州萧山等处查拿各件，讯明均非实在叫魂剪辫匪徒。迨三月以后，传言遂亦顿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参见《史料旬刊》，永德摺二，天，269～270。

（45） 孔飞力：《叫魂》，第293页。

（46） 干隆六年七月辛未谕，《高宗实录》卷146。

（47） 参见韩书瑞：《山东叛乱》，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如周远廉、孙文良等。

（49） 唐文基、罗庆泗：《干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50） 干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谕。

（51） 军机处录副奏摺，干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8页。

（52） 干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谕。

（53） 干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月辛巳谕。

（54） 《高宗实录》，卷958、959；据说，地方官讳灾粉饰，额外加征，则是干隆朝后期司空见惯之事，参见郭成康：《清通鑑》卷131。

（55） 干隆三十九年九月辛巳；然“收成实有对半”之说，与此似亦不无矛盾。

（56） 干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谕。

（57） 据王伦义子、元帅王经隆供词：我们早就知道王伦有谋反的意思。今年寿张等处年岁具各有收，并不荒歉。寿张县官访着王伦有传道的事，才要查拿，就被入道的民壮刘焕闻知，送信王伦，遂即起事，《山东叛乱》第176页、第178页；明显的，研究王伦起事和宗教活动的权威韩书瑞倾向于后者，她认为：构成成员关係的唯一原因是信仰，而不是背景，参见《山东叛乱》，第169页，以及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 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62页。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干隆四十五年，皇上开始第五次南巡。干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朕于乙酉（干隆三十年）南巡迴銮时，因耆孺攀恋情殷，曾许以翠华再莅。然敬念圣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难以再奉安舆，长途远涉。遂谕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为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颙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阅定五坝水志，以为展拓清口之准，下河从此遂免水灾。嗣闻黄河倒漾，所系甚重，因酌定挑浚陶庄引河，河成而清黄交汇处，移远清口，不復有倒灌之患。一切善后事宜，若非临莅阅视，究不能悉其实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来潮势渐趋北岸，深为廑念，亦不可不亲为相度机宜。

着于干隆四十五年正月，诹吉启銮，巡幸江浙，便道亲阅河工海塘。所有各处行宫坐落，俱就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