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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雅明强调通过翻译来拓展和丰富翻译者的母语，因此他更推崇“直译”或“硬译”。因为“如果人们说一部译作，尤其是在它诞生的时代，读起来就好像它原来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讚扬。反之，忠实以及随之而来的直译的意义在于，这种努力反映了对语言补充的极大渴望，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掩盖原作，不挡住原作的光芒，从而允许纯粹语言似乎因自己这个媒介而得到加强，更充分地照耀着原作。要做到这一点，尤其要对句型进行直译”。

本雅明最后把《圣经》对照本称作“一切翻译的原型或理想”。这就呼应了他在《论语言》中的结论，也显示了《翻译者的任务》与《论语言》之间的逻辑关係。(10)

《翻译者的任务》后来获得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它是对语言的终极精神完整性的神学肯定；有人则主张它是对语言的解构否定；还有人认为它是接受理论的一个来源。解释上的歧义固然与解释者有关，但是这篇文章极其晦涩，或者说，它的思路与众不同，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man）承认：“每当我回过头来读这篇文章时，我总是觉得我读懂了一些什么。然后我再读一遍，发现我还是不得要领。”(11)

从原文的字面看，那种认为“它是对语言的终极精神完整性的神学肯定”的观点似乎更贴近本雅明的本意。从论证逻辑看，本雅明是从语言及其作品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的二重性入手展开分析的。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提出“不可译性”，但是他对原作的“自主性”的强调，对翻译的传达功能的否定，都暗示了特殊语言与特殊文化（或文化精神）的一体关係。因此，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能看成是个人经验的表达，也不应被工具化。本雅明在论证“可译性”时，不仅强调语言的历史发展，而且更强调语言的等级性以及翻译的终极目的性。那种目的就是实现统一的真理语言，即无须翻译的最高语言、“上帝的记忆”。

1921年8月，本雅明开始研读歌德的着名长篇小说《亲和力》，同年11月到翌年2月在海德堡写成着名论文《论〈亲和力〉》。歌德在《亲和力》中描写了婚外情与婚姻生活的衝突：丈夫爱德华爱上了妻子的侄女奥蒂莉，妻子莎绿蒂则爱上丈夫的朋友上尉。奥蒂莉不慎溺毙了莎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她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因此绝食身亡。爱德华因此而伤逝。对于这部小说，无论歌德的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的读者一直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本雅明研读《亲和力》显然与他本人当时的婚姻和情感困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论〈亲和力〉》一文的题记是“献给尤拉”。本雅明在奥蒂莉的身上看到尤拉的影子。奥蒂莉漂亮而淳朴，没有很高的智力却善解人意，渴望幸福而又自我克制。本雅明对奥蒂莉—尤拉这种类型女子的爱恋反映出他性格和感情中的另一面。他与朵拉的关係以及他后来与拉西斯的关係，反映出本雅明对有才华而坚强的女子的欣赏和爱慕。但是，他又不能持久地与这种在才智上旗鼓相当的女子对峙，内心也渴求着天然温柔的情感慰藉。

许多人认为，《亲和力》的主题是肯定婚姻在道德上的神圣性，揭示用情不专的灾难后果。《论〈亲和力〉》一文则明确地否定这种看法。本雅明指出：“《亲和力》的主题不是婚姻。在小说中根本没有表现婚姻的伦理力量。这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消失了，就像被涨潮淹没的海岸。……在婚姻的瓦解过程中，一切人性的东西显露出来，唯有神话性作为本质始终存在。”本雅明认为，《亲和力》实质上是对它表面所维护的资产阶级世界的谴责：“作者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东西可以从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看得一清二楚：按照伦理法则，当激情力求与资产阶级、与富裕安宁的生活达成妥协时，它就丧失了全部力量和幸福。……这些人沉默地陷入人性的、非资产阶级道德态度的领域，渴望拯救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这其中包含着隐秘的僭越，也相应地要求隐秘的补赎。”

本雅明认为，《亲和力》的真正主题是命运。所谓命运，本雅明又称之为“神话力量”。他认为，小说揭示了支配着现实命运的神话力量。小说中有许多象征因素。婚姻也属于神话支配的范围。他指出，在小说里，婚姻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早已丧失了原本的目的。尤其是，奥蒂莉的献祭式自杀是一种赎罪姿态。本雅明指出：“这种无辜者的死亡”乃是“牺牲的神话原型”。他认为，小说中表现神话宿命的最关键象征是，小说瀰漫着“田园风光”，而自然界本身就渗透着死亡象征。而且，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自然力量。“一种隐秘的力量”体现在他们的存在中。“人们本身必须体现自然的力量。因为他们在哪里都不能超越它……小说的人物……完全听命于自然。”因此，一个特别强大的命运象征就是物体的强制力量：“一旦人们陷入这个阶段，甚至表面上已经死亡的事物也拥有力量。”

本雅明认为，在歌德的生活与着作中，尤其在《亲和力》里有一种为摆脱神话束缚而斗争的倾向：“其证明力量不仅涉及歌德本人的神话世界。有一种挣脱其怀抱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世界的本质一起，都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