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机会来致力于希伯来文化研究。”但是，他表示这要等到“极其重要的、也极其没把握的论文《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童话剧》”(12)完成以后。5月，他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完全投入到巴黎拱廊的研究中。我对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恰恰在这里，试图把一种理论视角与观念材料完美地结合起来，变得极其危险。诚然，我不应该仅仅依靠经验，而且应该从一种令人意外的角度来验证某些对历史意识的重要见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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