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有多高也是不够的，因为只有获得多数人（不需要有天文数字的多数）的承认才能保障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我们要重复西塞罗的话：“‘如果死后荣耀者生前也荣耀’，那么一切将会多么不同。”
死后声誉是一种古怪的东西，是不能归罪于世界的盲目和文学界的堕落的。也不能说，这是对超前者的辛辣奖赏。那样说，就意味着历史是一种竞赛跑道，有的选手跑得太快，跑出了观众的视野。相反，死后声誉通常是继续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承认。当1924年卡夫卡去世时，他的已经出版的少数作品还没有售出200本，他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版，但是他的文学朋友和少数几乎是偶然见到他的短篇散文的读者就已经确信，他是当代大师之一。本雅明早就获得这种承认，而且不仅仅是在当时尚不出名的一些人中间，如他的青年时代的好友朔勒姆和他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崇拜者阿多诺。他们后来一起编辑了他的文集和书信。(1)可以说，霍夫曼斯塔尔和布莱希特都本能地立即给予了承认。前者于1924年发表了本雅明的论文《论〈亲和力〉》，后者据说在得到本雅明死亡的消息时表示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造成的第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完全没有得到赏识的天才，是否死后声誉是那些并非天才的人的白日梦。但是我们有理由断言，死后声誉不是他们的命运。
声誉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如塞涅加指出的：“一个人的意见对于声誉是不够的”，儘管对于友谊和爱情足够了。而且，如果没有分类，没有把各种事物和人分门别类，任何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这种必要的分类是一切社会辨识的基础。辨识不仅是政治领域而且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构成因素。在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干什么的（不同于另一个问题：他是谁），也就是，他的角色和职能是什么。当然，绝不能这样回答：我是独特的，这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因为回答是无意义的。就本雅明而言，对于这一难题需要仔细地回溯。当霍夫曼斯塔尔读了这个毫无名气的作者写的论歌德的文章后，他称讚这篇论文是“绝对无与伦比的”。难题在于，他的话的确有理，因为已有的文献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对于本雅明所写的一切来说，难题在于它们总是显得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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