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尖锐的是，它不仅仅，甚至不是主要地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决裂——因为可以用离家出走来迴避决裂。只是对很少的德国犹太人作家，这个问题才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家的周围是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人。这些作家今天之所以脱颖而出、清晰可辨，是因为后人提出了“谁入名人录”的问题。（本雅明写道：“他们的政治功能不是建立政党而是建立小集团，他们的文学功能不是产生流派而是製造时尚，他们的经济功能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安排生产者而是安排代理人。代理人或钻营者知道如何把他们的贫困当做财富一样来使用。他们会用他们的无聊空虚来製造喧譁。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中没有比这更能使人感到舒服的了。”(20)）卡夫卡在上面提到的信中用“言语的不可能”来说明这种状态，并且补充说，这种不可能“也可以被称作别的什么”，他针对的是一个“语言学上的中产阶级”，它介于无产阶级方言和上流社会大白话二者之间。它“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堆灰烬，由于急切的犹太人之手把它们彻底地搜索了一番，使之具有了一种生活外表”。几乎无须补充一句：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中产阶级”。按照卡夫卡的说法，他们构成了“德国犹太文字的地狱”。其中卡尔·克劳斯就像是“大工头和总监工”颐指气使，但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属于这个地狱中受罚者之列”(21)。如果读了本雅明的一篇文章中有关布莱希特对克劳斯的评价，那么就会明白完全可以从另一种非犹太人的角度看这些事情。布莱希特说：“当这个时代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时，他就是这隻手。”（《选集》第2卷，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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