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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章中的结尾常有类似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这种。只不过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点儿港台的软语，比如像 殷殷地企盼着 ，整个儿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觉得全世界的大众文化都一样。西方与中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众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关怀，有一些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言情小说中的东西，《廊桥遗梦》看得中年妇女们蠢蠢欲动。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金庸的武侠，好莱坞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点儿趣味儿的人，看了这些肯定会烦。但是大众需要这种抚摸，就像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油盐酱醋茶，白领阶层需要名牌西服领带皮鞋一样。

老侠：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中国很难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不是大众文化，有比较容易看出的界线。不是一部作品影响大、波及面广就叫大众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居然发行了50多万，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天文数字。这诗的流行与二战后年轻一代的迷惘骚动想宣洩有关。但你很难说金斯堡的诗是大众文化。他现在已经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成了经典。而在中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拢，所以，你分不清学术界的本土化cháo流与大众文化的伪民俗製作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王朔：他们是不约而同的。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大有卖身投靠，身不由己，跟着走的被强xx感。但是，时间一长，最初的耻辱渐渐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钱呀。名呀、鲜花美女掌声呀，众星拱月的感觉不由你不轻飘飘的。

老侠：对呀。学术界也如此。当然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比如弄来个萨伊德，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权力。话语霸权。新权威主义……这些年还有持续地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什么的，中国文学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我们的文学早达到了那个水平，不给我们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歧视。只有中国人能到这个程度，讨论自己的作家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炒作比大众文化更噁心。原来，国内总说中国文化热什么的，我也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但我一出国，才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摸，是自己虚构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不要说当代作家了，就连鲁迅，外国的年轻人，大学里学文科的学生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有几个不知道海明威的。什么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汉学的职业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场，像海明威在中国卖得那么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几个汉学家在小圈子里弄了弄，就把中国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汉学家读你研究你是职业，是饭碗，与中国文化在外面的影响没多大关係。

退一步讲，抗拒西方的霸权，你要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实力。联合国宪章是按照自由主义价值观写的，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定的，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这不单是什么军事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权，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构，皆以西方的规则为基准。在文化上，理论研究也好，电影。文学、绘画也好，制高点都在西方手中。欧洲三大电影奖，奥斯卡奖。格莱梅音乐奖。威尼斯年展、诺贝尔奖，连体育的最高荣誉奖都在西方人手中，什么欧文斯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这种制度化的全球霸权是它的实力使然。纵然你有一腔热血，你是正直的爱国者，没有实力，空喊号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纪末的义和团吗？

王朔：作为个人，现在的国人什么都不爱，只爱他自己。

说到具体的某个人，他不肯为祖国而拔一毛，却可以利用爱国来满足一己私利。 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着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

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导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 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 岁寒之松柏 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 钱学 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