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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明知蕞尔螳壁，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造成曾国藩这种似乎“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为后盾一样，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困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的干扰，即上引材料所说的“汉jian助之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割地、纳款、互市”，在曾国藩的思维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困扰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不知诗书达礼的野蛮人的强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衝、补偿和安慰。

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强烈的麻痹思维神经的力量。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目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不同于顽固守旧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领军从征，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及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日困居书斋或居京悠閒作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

曾国藩自点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０余年间，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卑躬求和，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期间，曾国藩深为天津兵败而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

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