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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共喝了4杯对苏打水的伏特加。本来任凭多少都不在话下，但没有休止也不好，便喝4杯作罢，在付款单上签了字。起身离席时，那女孩仍坐在那里听单放机。母亲尚未出现，柠檬汁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但她看上去毫不在乎。我站起时，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三秒钟，然后极其轻微地漾出笑意。其实说不定仅仅是嘴角的颤动。不过在我看来，却是在朝我微笑。于是——说来好笑得很——我不由怦然心动，觉得自己似乎被她一眼选中。这是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奇妙的心灵震颤，仿佛身体离开了地面五六厘米。

困惑之间，我乘电梯下到十五层，回到房间。何以如此怦怦心跳呢？朝自己发笑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罢了，年纪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女儿！

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不过，这字样印在她穿的衣服上，倒像是非常有象征意味：起源。

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非要给这大众乐队安一个如此故弄玄虚的名称呢？

我鞋也没脱地倒在床上，闭目回想那个女孩儿。微型单放机、叩击桌面的白皙的手指、GENESIS、溶化的冰块。

起源。

我闭目静止不动。我感觉得出，酒精正在体内缓缓地来回运行。我解开鞋带，脱去衣服，钻进被子。我似乎比自己感觉到的要疲劳得多，沉醉得多。我等待身旁的女孩儿说一声：“喂，有点喝多了！”但谁也没有说。我隻身一人。

起源。

我伸手关掉电灯开关。又要梦见海豚宾馆吧？黑暗中我不由想道。结果什么也没梦见。早上睁眼醒来时，油然升腾起一股无可遏止的空虚感。一切都是零。梦也没有，宾馆也没有。我在意想不到的场所做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床头那双鞋，活像两隻趴在地上的小狗，懒懒地倒在那里。

窗外阴云低垂，天空显得十分清冷，一副将要下雪的样子。目睹这样的天空，我提不起任何兴致。时针指向7点5分。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缩在床上看了一会晨间新闻。播音员正在报导即将来临的选举。我看了15分钟，便改变念头，起床去浴室洗脸刮须。为打起精神，我哼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哼了一会，发觉可能是《魔笛》的。于是我便想两个序曲的区别，越想越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呢？看来今天做什么都不可能如意。刮罢鬍鬚，又颳了刮下巴。拿起衬衫刚一上身，袖口的纽扣掉了。

吃早饭时，又见到昨晚见过的女孩儿，正和她母亲模样的人在一起。这回她没有带单放机，仍穿着昨晚那件“GENESIS”运动衫，勉为其难似的啜着红茶。她几乎没动麵包和牛奶黄油炒蛋。她母亲——大概是吧——个头不高，三十四五岁光景。白衬衫外面穿一件驼绒围巾式毛衣。眉毛形状同女儿一模一样，鼻子端庄典雅。她往麵包片上涂黄油时那笨拙的手势，叫人有些动心。其风度举止，说明她显然属于那种习惯于受人注目的女性。

我从其桌旁通过时，女孩儿蓦地抬起眼睛看着我的脸，而且粲粲地绽出微笑。这回的微笑比昨晚正规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微笑。

我本来打算吃早饭时独自想点什么，但在被女孩儿报以微笑之后，便什么也想不成了。无论想什么，脑海中只有同样的语言旋转不止。我只好愣愣地注视着胡椒瓶，什么也不想地吃着早餐。

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往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復存在，于是我徒呼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髮。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髮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髮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髮——这一设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髮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髮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髮室。时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权本龙一的歌。为我理髮的是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理髮师。他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新cháo“乞丐”衫。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那里。

走出理髮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45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那个女孩儿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11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