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页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隻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着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嚮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癒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其实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归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儘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10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製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主要製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来。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繫。“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繫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联繫不上，作为我，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嘆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10点。

午前，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雄狮”停在“萨勃”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雄狮”，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