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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现在临江市委和检察院方面已经骑虎难下，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又问：“如果当时曹志雄坚持不打开保险箱，不配合律师取证，你们有什么办法？”

刘律师说：“律师取证必须得到当事人同意，如果当时曹志雄坚持不配合，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请检察院派人到场。”

“如果检察院不愿意派人到场，而是等你们走了以后拿走这些凭证呢？”

“那我们只好守在保险箱前，直至检察院来人为止，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如果曹志雄让公司保安强行将你们赶走呢？”

“那我们会报警处理，这时候有你堂弟和政法委一位朋友在场就起作用了。”

我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33、确定证据使用策略

在我思考如何为5千元缺口完善证据的时候，刘律师让我看了他们复印的收款条，又东拉西扯了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其中说到为何他们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我，刘律师说他拿到证据以后，专门去了北京一趟，找了他的一个湖南老乡原中顾委领导，老领导听了我的冤案很气愤，答应帮忙找政法系统的老部下帮忙。同时，他到我上级公司通报了最新情况，顺便把我那个借律师费的借款条交给石总，拿到了15万元律师费。

关于那位原中顾委领导答应帮忙找人的事，儘管刘律师说得天花乱坠，但我压根就不相信。我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思考现有证据的完善和使用问题。经过半个多小时思考之后，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我说：“我已经想好了，发给刘心宇、忘了让他打收条的这5千元钱，就算是我自己拿了。如果检察院有意放过我，公司领导拿得最少的张副书记拿了5千元，按理我拿5千元也不过分；如果他们不愿意放过我，拿这5千元说事，正好可以让他们下台阶。”

刘律师和赵律师异口同声地说：“你讲得更具体一点。”

我进一步解释说：“你们上次会见之后，一连两天市检二分院审查起诉处归科长和一位叫秦道炯的检察官来提审，这两次他们都询问了股票转让的事，让我感觉案子似乎还没有了结。虽然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了，但侦查和起诉都是一家人，我直觉他们不甘心就此罢休。”

赵律师一脸不屑地说：“法律上你不懂。侦查与起诉是不同阶段，他们只是核实一下以前问过的事情，重新做一个笔录。问你无关的事情，你不要回答呀！”

我说：“我正是这么做的，两次我都明确拒绝回答与指控我贪污6万元无关的事。虽然法律知识我不专业，但作为当事人，许多直接的感觉是你们无法体会的。”

刘律师说：“你是想承认贪污5千元，换取案子早日了结？”

“是的。但我不会承认贪污这件事，我只说作为公司领导，我当时也拿了5千元奖金。”

刘律师分析道：“你给自己发奖金，有点说不过去。”

“我就是要故意给临江市委和检察院找这样一个台阶下。以临江市在中国官场如日中天的气势，神仙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上上之策是面对现实，既让他们抓住一点小事情，证明他们从法律上讲没有抓错人，但同时绝对不会让我有判刑坐牢的风险——让他们认定我贪污了5千元是一个最好的台阶。”

赵律师翻看着他带来的一本刑法小册子，对我说：“承认贪污5千元可不是小事，你考虑清楚。我把相关规定跟你读一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你不承认贪污，只承认拿了这5千元奖金，当然不存在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前提，以你目前为止对办案人员的态度，应该就是在法定的1－7年刑期之间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弄不好要吃两、三年官司的。”

刘律师附和道：“是呀，这个风险太大了，更重要的是一旦定罪，你就不能再当官，今后东山再起的路子就断了。”

我说：“检察院把一个所谓大案要案办成这样，应该无脸说我到案后态度如何恶劣，证据放在这里，案子确实是他们办错了，大家心知肚明。人心总有肉长的，市委政法委领导、检察官、法官都是人。无论如何，在其他班子成员都拿了不止5000元奖金的情况下，认定我拿的5000元奖金是贪污，以此对我判处重刑几乎没有可能。最可能认定我贪污罪成立，免于刑事处罚，给检察院解套；最坏的情况，判我一年有期刑期，我现在已经关了8个多月了，走完全部程序关押时间也差不多一年了。这个最坏的结局，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刘律师坚决地说：“不行！我找刘心宇一趟，看他怎么说。如果他不承认，我们再想办法。”

“好！那就拜託你了。”刘律师的坚决态度，重新激发了我无罪脱身的信心，毕竟我这么年轻做到现在职位相当不易，绝不能轻易就放弃了！

刘律师信心百倍地说：“等我找刘心宇取到他证实拿过5千元奖金的笔录后，我们准备连同现在手上已有的证据一起交给检察院，正式跟他们摊牌，要求他们立即撤案放人。铁证如山，如果他们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