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的集中营。
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製造丑闻，以摆脱桀骛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
就相当利落了。他建立了空军，用来对付不设防的邻国，在驱逐犹太人出境
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
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1946年9月，国际法庭判处戈林死刑。
临刑前，戈林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
【评析】
戈林在自我辩护中，大肆鼓吹领袖独裁，诡称纳粹制度是民主政府的形
式，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製造理论依据。对侵苏战争，他以“个人看
法”为藉口，否认参与发动战争的罪责。对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他佯装
一无所知，是别人对他“保了密”。法官不受戈林态度的影响，牢牢把握审
讯的主动权，不为枝节问题所纠缠，不因对方的抵赖而失去镇静，不断并适
时地以事实和逻辑的武器摧垮对方的抵抗意志。在法官的进攻之下，戈林最
后还是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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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庭起诉的都是日本过去的国家领导人
案情梗概
1946年春天，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各派一
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自1928年至1945
年8月日本投降时所犯的三种罪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反人道罪。庭
长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法官W·F·韦伯担任，我国参加审判工作的法官是
法学博士梅汝玮文，还有傀征■、向哲浚、杨寿林等人以公诉人和工作人员
身份参加了审判工作。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庭审在日本前陆军省大厅举
行。11位法官坐在审判席上，他们的身后是本国的国旗。
审判长W·F·韦伯率先发言。他说：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
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
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
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
这些罪行过于深重，只有国际性的军事法庭，即打败日本的各盟国代表
组成的法庭才能对它进行审判。不管被告们过去有多么高的地位，他们能享
受的待遇并不因此而和一个最贫穷的日本士兵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向被告保
证，根据被起诉罪状的数量和性质，本法庭将对提出的证据和适用的法令进
行最慎重的审查。
在履行这顶重大职责的时刻，我们全体都将抱着毫无偏见的态度，去面
对事实和法律。不留疑点地证明犯罪事实，这是检察官们的责任。”
………
首席检察官J·B·基南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出
了55条诉因。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抓紧时间辩护道：
“日本的投降与德国不同，是根据《波茨坦宣言》这个条件投降的，盟
国也必须遵守这个条件。第一，本法庭没有审判对和平和对人道犯罪的权利。
本法庭依据的是盟国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的劝降宣言中，要对包
括虐待盟国俘虏的人在内的一切战犯进行严厉审判的条款，该《波茨坦宣言》
是同年9月2日在东京签署的投降书里被承认和接受的。因此《波茨坦宣言》
的条款不仅约束我国，在某种意义上，盟国也受它的约束。这就是说，这次
审判可以对波茨坦条款里称为战犯的人起诉，但没有权利审判该条款里没有
称为战犯的人。
德国与我国投降方式是不同的。德国一直抵抗到最后，希特勒战死，戈
林也逃走，一下子全面崩溃，完全是名符其实的无条件投降。我国的情况是，
盟军还未在日本本土登陆，《波茨坦宣言》就发表了。在第五条里，盟国政
府以我们也要遵守为条件——这个条件盟军也要遵守——对我国发布宣言，
我国才接受这个宣言。因此以纽伦堡审判中起诉了对和平的犯罪、对人道的
犯罪，就简单地类推，用到远东审判中来，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要求对诉因第一到第36毋须调查，以不属于本法庭权限之内而予以
排除。还有起诉书里把普通杀人犯、战争开始时或战争攻击中发生的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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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战斗人员的杀害也作为战争犯罪提出，如诉因第37至第52。我们希望
对这些也根据前面说到的理由，把它们看作非战争犯罪，毋须调查取证，直
接予以排除。
现在解释第二点异议。这场战争我们当时称作大东亚战争，所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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