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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样的倾向是好是坏，我是不晓得。大概一如其他社会现象，也无所谓好与坏。我个人认为教养主义、权威主义风cháo逐渐消退——的确正在消退——并非可喜之事，作为一个写书人当然为大家不怎么读书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我想我们（与出版有关的各类人员）通过转变意识和体制来获取从新地平线上的新种类优秀读者，也应该是可能的。老是哀声嘆气也无济于事。

村上朝日堂的捲土重来（选载）

颇为离奇的一天

几天前突然想看狄更斯的《孤星血泪》，遂去某大书店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问咨询台的一个年轻女店员：“对不起，正在找狄更斯的《孤星血泪》……”

“那是哪个领域的书呢？”她反问我。

我不由“哦”一声。

她也同样“哦”一声。 、

“所以我说是狄更斯的《孤星血泪》。”

“所以我问是哪一类的书。”

“呃——，是一本小说。”

如此问答了几个回合，最后叫我去问小说柜檯。一瞬间我目瞪口呆：书店的咨询台居然不晓得狄更斯！不过近来年轻人一般不读什么狄更斯，或许这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社会已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相当大胆的蜕变。

作为我真想邀那女店员去喝茶，好好盘问一番：“那么，可知道夏洛蒂·勃朗特？可知道普希金？知道斯坦贝克？”但看样子对方很忙，况且我也决非閒着，只好作罢，遗憾。

离开书店办完事，肚子饿了，走进一晃儿闪入眼帘的一家样子蛮考究的西餐馆，喝罢啤酒，决定提前吃晚饭。我每天大致五点左右吃晚饭，因而得以经常在人很少的餐馆吃饭，心情相当不坏。不吵，又可慢慢选择食谱。

食谱上有个“西式盒饭”，两干五百日元。于是我问女侍应生：“唔——，这个里边装的什么？”

“各种各样。”她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那是，既然叫盒饭，内容想必各种各样，这点我也知晓。我是想问具体装的什么？”

“所以说里面洋玩意儿各种各样。”

如此下去，事情难免像“山羊邮信”一样误入迷途，于是我不再考虑西式盒饭，而点了单样菜。倒不是对她感到气恼，只是心想，盒饭里装的什么，告诉一两样也是可以的嘛！我又不是想要挟什么。

饭后在街上閒逛当中从百货商店门前路过，决定进去物色一件粗花呢上衣。因为不久前责任编辑木下阳子（假名）对我说：“村上君，你老是穿夹克加运动鞋，钱到底干什么用了？”有一件上装正合我意，虽然担心号小，可还是想试试。正穿袖子时，一个女店员颳风一般奔上前来，以不屑的语气说道：“先生，那件号太小，根本不行的！”

我正想说是啊好像是如果有稍大一点儿的……不料她已没影了。我就地站了一会儿等她转回，但全然没有转回的动静，只好作罢回家。总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一天。既觉得自己受了别人不正当的对待，反过来又觉得自己不正当地对待了他人。究竟如何难以判断。

书店的女孩回家后，或许在餐桌上对母亲说：“今天来了个讨厌的客人，报出一串莫名其妙的书名，我说不知道，他明显地露出鄙夷的神色，可把我气昏了。”

餐馆的女侍应生则可能对厨师发牢骚：“既然菜谱上有西式盒饭，悄悄点了悄悄吃了才算好食客！”

商店的女店员没准心想：连自己的上装号码都稀里糊涂却往袖子里伸胳膊的乡巴佬，我才懒得搭理呢！

如此想来，觉得对方所言所思也都各有道理，甚至反思说不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本身存在着决定性的错误。人世这东西着实费解得很。

村上朝日堂的捲土重来（选载）

朗姆咖啡和御田杂烩

若说我个人看法，冬天里最好吃的，不管怎么说都是火锅和加朗姆酒的咖啡。当然，我不是主张火锅和朗姆咖啡一起受用，而是说分别受用好吃。一边喝加朗姆酒的咖啡一边吃御田杂烩不可能好吃。

我差不多用两年时间译了约翰·欧文的长得不得了的小说《放熊》（Setting Free The Bears），里边经常出现加朗姆酒的咖啡。小说以维也纳为舞台，主人公们时不时走进街上的咖啡馆点“朗姆咖啡”喝。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极想喝加朗姆酒的咖啡，遗憾的是日本没有几家能喝上美味咖啡的咖啡馆。即使食谱里有“朗姆咖啡”也很难认为拿得出许多，因而总让人怀疑朗姆酒也相当陈旧了。另外，在日本喝的朗姆咖啡——怎么说好呢——以音乐来比方总觉得好像缺乏Sonority（迴响），就是说，未能充分传达“朗姆咖啡应有的”那种众所公认的余味。

相比之下——虽然这么说话让我冒冷汗——在奥地利和德国喝的朗姆咖啡就沁人心脾。毕竟和东京相比，那边冷得彻骨生寒，就算穿毛皮夹克戴手套围毛线围脖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也会马上觉得“啊，不得了不得了”，恨不得跑进咖啡馆喝热乎东西取暖。咖啡馆的玻璃窗大多被暖气弄得白漾漾的，从外面看显得甚是暖和惬意。跑进那样的地方点“朗姆咖啡”再好不过了。德语大概叫“咖啡密特鲁姆”，错了请多包涵。

滚热滚热的咖啡上面鼓起一大堆白色奶油，朗姆酒的香气直衝鼻孔。奶油、咖啡和朗姆的香气便是这样浑融无间地形成一种带有焦糊味儿的饮料，非同一般，的确暖人身体。

这么着，在德国和奥地利期间，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