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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弔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讚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