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fèng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誌，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藉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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