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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閒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干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干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鬆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