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海军上将厄尼斯。金说，“赋予他 们似乎是最明智的任务，这些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了。”
“如果船被炸沉了，”金上将继续说，“我没办法再把它捞起来，如果 它将会被炸沉，我也无法阻止。与其忧心昨日劳神，我还不如把时间用在研究明日的问题。更何况，如果我老是这么患得患失，根本支持不了多久。” 无论战时或平时，好的思想和坏的思想最大的分野在于：好的思想处理原因和结果，然后做出合理而有建设性的计划；坏的思想却只会造成神经紧张，终至于神经崩溃，从此一蹶不振。 最近我有幸造访世界知名的“纽约时报”发行人要瑟。苏兹伯格先生，他告诉我当二次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他是如此忧心忡忡了，甚至 于严重失眠。他常常在半夜爬起来，拿着颜料画布，对镜画自画像。他从没学过画图，不过他这么做才能排遣烦恼。苏兹伯格先生告诉我，他一直没办 法排除那些忧心焦虑，直到有一天，他猛然想起教堂圣诗的一段话：“仁慈的光，请引导我，照耀我的足下：我不求望见远处，一步对我就已足够。” 大约同一时间，有一名军人在欧洲也学到了同样的教训。他名叫泰德。班格敏诺，当时忧心欲绝，得了严重的战争倦怠。
“1945 年 4 月，”泰德写道，我因为严重焦虑，身体出了大毛病。要不 是战争刚好结束，恐怕我整个人就这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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