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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答：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敢说真话？

这就是了！女皇非常满意。她说：以前的宰相总是顺着周兴他们，陷朕为yín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37]

这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姚崇。她不想想，就连亲近大臣都慑于酷吏的yín威，究竟是谁之过？但她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说，因为她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慈眉善眼，宽宏大量，俨然一副菩萨心肠，似乎并没发现那笑逐颜开青春永驻的脸上沾满了血迹。

[28]唐代官制，官阶九品并分正、从、上、下。侍御史从七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从六品上；正六品下，正六品上；从五品下，从五品上；正五品下，正五品上，十阶。见《旧唐书·职官志一》。

[29]以上所述均见《资治通鑑》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至九月条，同时请参看两《唐书》之则天皇后纪。

[30]见陈子昂《大周受命颂》，《新唐书·则天皇后纪》。

[31]丘神绩，两《唐书》有传。其死期《旧唐书》称在天授二年十月，《资治通鑑》卷二百四系在该年一月。今从《资治通鑑》。

[32]周兴製造的冤案还有冯元常案、黑齿常之案、韦方质案、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案等等。

[33]来俊臣的发迹时间，两《唐书》之酷吏传都含糊其词称为“天授中”，《唐会要·酷吏》记在载初元年九月，《资治通鑑》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则已有“逢来俊臣、侯思止必死”的说法。按该年九月改元，故天授元年七月即载初元年七月。来俊臣应是革命前夕成为酷吏的。

[34]见《新唐书·来俊臣传》所附周兴传，《资治通鑑》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一月条、二月条。

[35]见《新唐书·索元礼传》。

[36]见两《唐书》之来俊臣传，《资治通鑑》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

[37]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鑑》卷二百六神功元年九月条。

正义与天良

武则天不承认，不等于历史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有兴趣将前面的时间表都再看一遍，就不难发现其中规律。首先，所有案件如果有设计，那都是针对上层的，被害人不是高官便是宗室，没有基层官员，更没有一般民众。其次，酷吏的重用和冤案的製造是阶段性和间歇式的，其中垂拱二年（686）三月到载初元年（690）八月案件频发，血流成河，可谓密集区和高峰期。

那么，此前此后，有什么情况？

垂拱二年正月假装还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周革命。

很清楚，这一轮大清洗，目的就是肃反，即肃清所有反对武周革命的人。不管他们是公开的，暗藏的，疑似的或者被诬的，一律从重从快，杀了再说，甚至先斩后奏。

没错，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这就非重用酷吏不可。同样，兔死之后，便不妨将那些走狗烹了，煲成抚慰臣民的心灵鸡汤。于是，历史进入屠宰替罪羊阶段，一年之内九个月中，连杀丘神绩、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感觉就像要将四年的债务一次还清。

其实不然。女皇并未杀光酷吏，来俊臣就留下了。而且他的猖獗较之前期，可谓有过之无不及，竟把魔爪伸向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即便如此，女皇也迟迟不肯下手。她对这个民愤极大的傢伙，似乎有着不舍之情。

那天女皇在园中骑马休閒，为她牵缰的宰相吉顼（读如需）也是被视为酷吏的打手。陛下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最近宫廷外面都有些什么事情，什么议论？

吉顼答：只奇怪来俊臣的判决书怎么还没批下来。

女皇说：俊臣毕竟有功于国。

吉顼说：国贼一个，杀之何惜！[38]

女皇无言。她很清楚，重用酷吏无异于饮鸩止渴，可惜权力斗争却方兴未艾。所以她不能没有这些鹰犬，甚至还要培养长江后浪，比如吉顼，还有堂侄武懿宗。毕竟，她年事已高时日不多，接班人早就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武则天之聪明过人和经验丰富，当然知道酷吏不能完全没有。

但，捉弄一下龌龊的告密者，是不碍事的。

事情发生在武周革命一年多以后。以弥勒自居的女皇为了表示虔心礼佛，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一个名叫张德的小官却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羊宴请同僚。当时来俊臣之流还很猖獗，告密信便被赴宴的人送达御前。而且为了表示证据确凿，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块羊肉。

张德当然想不到饭局会改变命运，第二天照例上朝。

女皇满面慈祥：朕闻爱卿生了儿子，恭喜呀！

张德出列拜谢。

女皇突然变色：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魂飞魄散，伏地磕头如捣蒜。

女皇语气又变：朕禁杀生，但红白喜事可以例外。只不过爱卿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楚了人。说完，将密信交给群臣传阅，所有人都恨不得朝那告密者脸上吐口水。[39]

这一耳光打得大快人心，也充分表现了女皇陛下的政治智慧。没错，她需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也需要多少改变一下社会风气。告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更不值得提倡。王朝的长治久安是绝不能靠这种下流勾当来维持的。

但，正如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这就是武则天要抛出告密者的原因。更何况，只要从政治斗争中超脱出来，她的好恶跟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