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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批评，也可以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两种。你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非文学的批评，但不能因为你的批评对象是文学的，就说你的批评也是文学的，更不能因此就说你看出的那些“别的东西”就是文学的本质。比方说，你从金庸的小说里看出了“爱国主义”，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公然以文学家或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宣称武侠小说具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功能，还要把这当做文艺理论来讲，我就要说你“纯粹扯淡”。

所以，不是当不当真的问题，而是怎样当真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读者并不需要搞清楚。一般读者（包括非文艺理论专业的大学教授）当真也好，不当真也好，看出什么也好，看不出什么也好，都不算“缺心眼儿”。但像严家炎先生那样的“大学教授”们，却不能不搞搞清楚，因为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他们要是也搞不清楚，或故意不搞清楚，那就是尸位素餐、或不讲职业道德，也就怨不得我笔下无情了。

历史能帮我们看清现实

——答《新书报》记者杨稀贵问

问：易先生，最近读到您的畅销书《品人录》。这是一本谈历史的书。但据我所知，您并不是学历史的，那么请问，您为什么会对历史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答：因为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密芝勒说过：“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问：但我注意到，您这本书和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历史书很不相同。它的材料基本上来源于正史，写法却又是文学的，既不是史学着作，又不是历史小说，有点“不伦不类”。

答：正是这样。我这本书，还有同时出版的另外三本，―—《閒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在学科分类上都无法归类。但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鬆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穫。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问：那么，您为什么不写历史事件却要写历史人物？

答：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历史就会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材上料或符号。历史学家们是搞“科研”的。

他们在製作“科学标本”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把生活的“气息”去掉，然后再根据这典“标本”抽象出“规律”来。然而我却更愿意把规律“还原”为人。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与幸福，我们要历史做什么？

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写的人物也很多，您为什么要选择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和雍正呢？

答：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五个人人家都比较熟悉。熟悉就可能产生兴趣（比如读者可能会产生好奇，想了解作者的观点和自己是否相同或有什么不同），而且写起来也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不必花太多笔墨去交代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性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

问：悲剧性人物就特别值得注意吗？

答：是的。真正的悲剧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和雍正，无疑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但结局却都不怎么好。就说海瑞吧，那是地地道道的清官和直臣。他连皇帝都敢批评，兵部多算了七钱银子的柴金他也要退回去。然而他却被政敌指斥为“伪君子”，万历皇帝的处置也只是说他“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但“当局任事”则“恐非所长”，说白了就是只要他做摆设。对于这样一个立志要清除腐败、重道德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悲剧？

问：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原因呢？

答：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操失之jian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的吗？恐怕难讲。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什么时候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问：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

答：在制度和文化。

问：您能说得详细具体一点吗？

答：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还是请读者自己去看书吧。但可以肯定，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正是我们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学术能走向市场吗

——答《亚太经济时报》记者刘晓东问

问：在

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随笔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