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上海则不一样。因为上海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人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 没有。即便有，也很鬆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北京人。儘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鬆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各顾各”。上海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儘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丫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

因此，我们无妨说，北京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上海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东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像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