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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人官僚阶层。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係，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这当然并不错，但也会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係，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儘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所谓"代理人心态"，也就是"非主人翁心态"，或"打工仔心态"。这些"代理人"或"打工仔"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因此，儘管他们明明知道对百姓的过度盘剥终将导致王朝的灭亡，也不会稍稍延缓或减少一下这种盘剥。

实行"家臣制"的邦国时代就不大会这样，因为那时的"官"不是职业官僚。卿也好，大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家"和诸侯的"国"是连为一体，休戚与共，至少也是唇亡齿寒的。他们的"出仕"也不是为了谋生，而真正是"从政"，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帝国时代当然也有这样的官员，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的，即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帝国时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投资项目"：钱商看准某人"前程远大"，便在其贫困时主动借贷与他，然后在其就任后加倍索还，以此牟取暴利。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在成为"一方父母"时，不刮地三尺那才是怪事！

所谓"官僚集团"便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个人恩怨，有宦海情仇，有门户之见，有朋党之争，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代理人阶层"的利益。正因为这种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此一旦改革或变法触及这一利益，官僚集团就会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党争，群起而攻之。甚至对某个贪官污吏的整治，也会引起他们的兔死狐悲之感，如果这个贪官不是"太不像话"的话。这也正是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和反腐斗争屡遭失败，改革者（如王安石）反倒被目为"小人"、"国贼"的原因之一。

的确，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帝国的官员已职业化，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代理人阶层"。他们是既不同于皇亲国戚，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关係称谓、习俗礼仪，甚至仅属于这一阶层的语言符号，即"官场规则"。当然，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共同利益。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相一致时，他们是支撑帝国大厦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一旦利益相衝突，则很可能集体地与最高统治者相抗争（明代就曾如此），或集体地消极怠工（清代就曾这样）。帝国对于这个集团是无可奈何的--既不能不依靠他们，又不能不防范他们，最后则不得不与之妥协，达成彼此一致心照不宣的某种默契。因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撤换和惩治其中的某一个人，却无法端掉整个官僚集团。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反覆周旋。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表明上看，皇帝是强势的一方，官僚集团则处于弱势，因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皇帝握有最高仲裁权。但是皇帝权力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极个别几个亲信，而且这些亲信还往往是太监之类的"阉竖"。官僚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係复杂，消息灵通。皇帝要和他们作斗争（比如要整顿吏治肃清腐败），註定了只能是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没有好名声（如雍正）。

更何况，这个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帝国所有的资源，包括权力和信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民众是与政治绝缘的。皇帝既想不到，也不可能利用他们来对抗和制约官僚集团。至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尤其是那些后世"守成之主"，则养在深宫人未识。他们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操作过程。除了被官员们哄骗，不会有别的结果。

事实上欺上瞒下是官员们的惯用手法，官官相护和偷梁换柱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看家本领。所谓"欺上瞒下"，通常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报喜不报忧"，一种是"叫苦不叫累"。报喜不报忧，政绩就显赫；叫苦不叫累，经费就充足。反正要官时就报喜，要钱时就哭穷。如何汇报情况，全视其需要而定。甚至打了败仗，也可以报捷；吃了大亏，也可以庆功（请参看拙撰《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最高统治者听到的，不是"皇上圣明"，就是"天下太平"，官僚集团一点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