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页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相反，如果"天下归公"（公天下），就不能再靠"家臣"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公务员"，即"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不是"私家子"，而是"公家人"。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公路"（与之相对应，行私请託的门路就叫"私门"，即区别干"前门"的"后门"）。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公天下"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天下为公"?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公家人"，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义之大者"，是官员的"大节"，也可以说是官员的"职业道德"。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糙营人命，但在"忠君爱国"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像，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出以公心"，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官身不由己"，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私人"（个人），而是"公人"（官方），是"公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公家"（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公家"（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官家"） ，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就因为"天家无私事"，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天下为公"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慾，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为公"的观念确实深人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公天下"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皇恩浩荡"，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天下为公"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