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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国内闹饥荒，国外还大军压境，我都能从容处理。这样的理想能说不大吗？但“夫子哂之”，孔夫子不以为然。往后谈理想的学生冉有、公西华就保守多了。冉有说，我不要那么大的国家，再小点，“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就这么大一个国家，我给它治好了，我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礼仪的事不敢说了；公西华又缩一点，说人家祭祀的时候我做一个小司仪就可以了。孔子都不表首肯，最后到曾点了，在师兄们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仍在弹琴，听到老师提问，也没有扔下琴、紧张失措地去应答，而是从从容容地说，我的理想和他们不一样，无非是大家在一个暮春天气里，穿着薄薄的青衫，一帮朋友、若干学生到刚刚开冻的沂水里，洗干净自己的头髮，走上高高的舞雩台，沐浴着春风，踏青而归，在歌声中让自己的心灵完成一个放飞的仪式。就这样的一个理想，反而让孔子嘆曰：“这也就是我的理想了。”

让心灵去飞扬（2）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儒也罢，道也罢，我们可以以一个名义打通，就是生命的名义。一个人无论为社会做多少事，他必须是清醒的、有活力的、能快乐起来的。这样的人，才可以使他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家国百姓都对他有一份信任和託付。如果一个人心灵是混乱的，身体是脆弱的，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担承的话，何谈家国大业？

所以我认为，儒与道，在生命的名义下可以打通，永远不矛盾；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们和我们远隔千古，对于今天来讲，我更不认为它们的思想都是过时的。儘管文化的诞生，一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制约，很多思想在今天是不适用的；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最朴素的生活层面，古人的心灵未必就比今人的心灵狭小，或者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他的内心世界就一定没有我们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