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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周国平：对传统的反思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我在上面提到孔子和孟子的话，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是很重视对他人和他人生命的同情的，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也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可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中，儒家学说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这个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专制制度却是最不尊重生命的价值的，对生命最没有同情的态度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说了，同情有两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两个环节，一个是生命本能，或者说利己本能，一个是推己及人。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学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都有毛病。

首先，儒家对于生命本能、对于利己是否定的，一直在批判利己，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西方哲学对于利己是肯定的，认为利己是生命本能，对于生命本能不能做道德判断，你不能说生命的本能是有罪的、是坏的、是恶的。但是，中国儒家否定利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利己看做是小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缺陷，对它进行道德审判，这就使推己及人没有了基础。你把生命本能、把人慾当做万恶之源灭掉了，整个社会的生命感觉都麻木了，同情心怎么可能发达呢？早期儒家里头，大约只有荀子在这方面比较正确，他认为在好利恶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求利的原则不同，只有那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才是小人。可惜的是，荀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传统里不占主导地位，没有得到发扬。

其次，我觉得在推己及人上也出了毛病，孔子说“能近取譬”，就是从自己身边推起，这也对，但是在推的时候太局限在宗法关係里了，结果，仁就蜕变成了孝，就是晚辈服从长辈，儿子服从老子。然后，又把这种父子关係推广到君臣关係，孝推广为忠，全国人民都是皇帝的儿子，臣必须服从君，君命臣死，臣不能不死。这样一来，本来是提倡同情生命的儒家伦理，蜕变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价值，终于结出了极端蔑视生命的专制政治这个毒果。

专制政治是绝对蔑视生命的，在专制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利。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不知道剥夺了多少无辜的生命，皇帝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他对谁不满意了，往往是满门抄斩，弄不好还株连九族。你想一想，株连九族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时候都是大家族，几百人几千人，包括老人孩子，一下子就莫名其妙地被消灭光了。这些都是朝廷命官哪，那老百姓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中国的这个蔑视生命价值的传统是很可怕的，它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就清楚了。在文革中，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生命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随地可以被消灭掉。

第18章 周国平：尊重生命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出发点

不过，话说回来，我很清楚，光靠教育是不行的，而且要使教育有效果，也必须配合其他方面的努力。我本人认为，真正要营造一个人们普遍尊重生命价值的环境，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我觉得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其实也是最高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尊重生命的权利，是不是保护生命的权利。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每个人、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利是有保障的，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什么样的社会是这样的好社会呢？就是法治社会。实际上，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尊重生命权利，要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在西方历史上，为法治社会奠基的理论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一般认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是英国哲学家洛克，这个洛克在他的名着《政府论》（1690）中就明确说，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护天赋权利，他举出了三项，就是生命、自由、财产。由此可见，生命是第一项天赋权利，是法治社会第一要保护的。

为了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利，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两条基本原理，一条叫个人自由，另一条叫法治。上面我提到过亚当·斯密，他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这样来论证这两条原理的，他从人性角度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个体，那么，作为生物，人有生命本能，都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不管人怎么进化，他终归还是动物，还具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对这一点你不应该作道德的评判。同时，作为个体，每个人肯定对自己的苦乐有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对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关係最关心。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死了，你认识那个人，但关係不太密切，你知道了以后当然也会为他难过，但是，这种痛苦和你自己此刻正在遭受的牙痛比较起来，还没有你的牙痛来得强烈，对你的干扰更大。这恐怕是没有办法的，我记得鲁迅也说过，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得了重病，你再说感同身受，病痛还是在他的身上，你的感受与真正的病痛还是隔了一层。所以，亚当·斯密就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