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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谁当接班人，不是有规矩、有制度吗？（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答：那是“天下有道”时的事，“礼坏乐崩”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君主完全可能由着性子胡来。更糟糕的是，按照韩非的说法，男人到了五十岁还很好色（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过了三十就看不得（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母亲一旦失宠，儿子的储君地位就会动摇。这时，最大的“利”，就会变成最大的“害”。

问：那又怎么办？

答：只有抢班夺权，干掉那好色的、宠爱小老婆和小儿子的在位之君。这个时候，毒酒之类的东西，绞杀之类的手段，可就派得上用场了。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做起来是很便当的。于是韩非感嘆说，既然老婆孩子都相信不得，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没有了（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问：这话听起来真让人起鸡皮疙瘩。

答：是啊！韩非可以说是“直面惨澹的人生”，而且是惊心动魄的“直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谁，像他这样说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还说得那么直白，那么冷峻，那么不动声色。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孔子的“克己復礼”有点迂腐，墨子的“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庄子的“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事实上，在韩非这种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几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分量，变得单薄、空洞、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问：于是，韩非不再相信人，只相信制度？

答：其实就连制度，韩非也不全信。只不过在他看来，多少能够起点作用的，也就是制度。其余那些，比如思想工作、道德教育、舆论监督等等，全都没有用。

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

问：韩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想不清这一点，就回答不了前面的问题。

问：怎么想？

答：问动机呀！请问，有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有此嗜好吗？当然不是。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做好事，也不因为他们喜欢行善。

问：怎么就不会有人喜欢行善呢？

答：因为按照辩证法，有人喜欢行善，就有人喜欢作恶。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再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行善，有人喜欢作恶呢？

问：天性。解释为天性，不行吗？

答：不行。人，都是一样的。人性，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能叫“人性”。因此，人的天性，要么像孟子说的那样，是“向善”的；要么像韩非说的那样，是“本恶”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部分人“天性向善”，另一部分人“天性嗜恶”。

问：荀子不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吗？

答：那是指同一个人，不是指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所以，同一个人，可能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作恶。这又反过来说明，作恶和行善，决不是天性使然，不是某些人天生喜欢行善，某些人天生喜欢作恶。

问：那是什么？

答：利害使然。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关係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守点规矩。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问：有证据吗？

答：有，韩非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为太子，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问应该怎么办。潘崇问，你能接受事实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出国避难吗？商臣又说，不能。潘崇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商臣说，能。结果商臣带兵逼宫，请他老爸上吊自杀了。这个商臣，岂能不知“杀父弒君”是“罪大恶极”？当然知道。但是利害关係太大，也就只好对不起。

问：做好事，也是出于利害关係吗？

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係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