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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将结束的20世纪对于我是重要的，其理由不说自明。我是在这个世纪出生的，并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其中生活。没有20世纪，就没有我。不过，这纯粹是一句废话。世上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世纪，他也许长寿，也许短命，也许幸福，也许不幸，这取决于别的因素，与他是否亲眼看见世纪之交完全无关。

我知道一些负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视“世纪末”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旧的世纪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对新的世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新旧世纪都不能缺少他们，因此他们理应在世纪之交高瞻远瞩，点拨苍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对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当别人站在世纪的高峰俯视历史之时，我只能对自己的平凡生涯做些琐碎的回忆。而且，这回忆绝非由“世纪末”触发。天道无情，人生易老，世纪的尺度对于个人未免大而无当了罢。

1996.7

生命中的无奈生命中的无奈

这是妞妞六周年的忌日，天色阴郁，我打电话问候雨儿。她说，她记得六年前的今天是晴天。她还说，妞妞现在该在上小学了。她只能说这些，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多么无奈。这些天，我曾经回到我们共同养育妞妞的屋子，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只在一个被遗忘的顶柜里塞满了妞妞的玩具，仍是当年我存放的原样，我一件件取出和摩挲，仿佛能够感觉到妞妞小手的余温。毋需太久，妞妞生活过的痕迹将在这所屋子里消失殆尽，而即使我们能够把这所屋子布置成永久的博物馆，我们也仍然不能从中找到往事的意义。

在把《妞妞》一书交付出版以后，我自以为完成了一个告别的姿态——与妞妞告别，与雨儿告别，与我生命中一段心碎的日子告别。我不去读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我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然而，我未尝想到，在读者眼里，它仍然是一本书。我无法阻挡它常常出现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无法阻挡涌向书摊书店的大量盗印本，无法阻挡报刊上许多令人感动的评论。那么，也许我不应该把如此私密的经历公之于众，使之成为又一个社会故事?或者相反，正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私人事件，还蕴含着人类精神的某种相同境遇，我便应该和读者一起继续勇敢地面对它?

可是我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勇敢。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敢于深入到悲剧的核心，在纯粹的荒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出现奇蹟般的变化。人们常常期望一个经历了重大苦难的人生活得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应该比别人有更积极或者更超脱的人生境界。然而，实际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旧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依然会被捲入世俗生活的旋涡。譬如说，许多读者对于我和雨儿的终于离异感到震惊和不解，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比一般离异事件远为崇高的解释。事实却是我和雨儿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苦难和觉悟都不能使我们免除人性的弱点。即使我们没有离异，我们仍会过着与别人一样的普通的日子。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体验必定也是最无奈的，它们缺乏世俗的对应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没。当然，淹没并不等于不存在了，它们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所触及不到的深处，成为每一个人既无法面对、也无法逃避的心灵暗流。

我的确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暗流，无论你怎样逃避，它们都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它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认识到生命中的这种无奈，我看自己、看别人的眼光便宽容多了，不会再被喧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在评论《妞妞》的文章中，有一位作者告诉我，陪着我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另一位作者告诉我，真正的痛点是无从超越，没有意义能够引渡我们。我感谢这两位有慧心的作者。我想，《妞妞》一书之所以引人心动，原因一定就在这人人都摆脱不了的无奈。

1997.11

一本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书

——《妞妞》后记

1992年底，在妞妞死后一年，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开始写这本书，于1993年7月写出初稿。1994年7月，完成第二稿。此后，我便把稿子搁了起来，一搁又是快两年。我对它不满意，想再改一改。然而，我终于发现我无法把它改得使自己真正满意了，决定只作必要的删节，便立即交付出版。

我不知道这本书该怎样归类。它不像小说，因为缺乏小说的基本要素——情节的虚构。它也不像散文，因为篇幅太长。它好像也不能归入报告文学一类，因为它的主角只是一个仅仅活到一岁半的婴儿，并无值得报告的事迹。最后我对自己说∶就让它什么也不像吧，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这段如此特殊的历程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

这本书第二稿完成后，应《中国妇女报》一位编辑的要求，我从书稿中摘选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在她供职的这家报纸上连载。我为摘登写了一个小引，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我写这本书的动机，现抄录在此——

我为妞妞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妞妞》，还有一个副题：“一个父亲的札记”。妞妞只活到一岁半，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