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穿红绫小袄绿罗裙的歌妓，侍候抽烟并弹琵琶唱曲儿助兴——这就是黄二爷最常见的扮相，也是黄二奶奶最无法忍受的场景。
他们的争吵是从结婚头一年就开始了的，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出生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你到底对将来有什么打算?难不成还等着溥仪重新登基赏你个内阁大臣做做不成?大清国倒了十几年了，你还做梦呢!女儿儿子一个叫‘皇上’，一个叫‘皇帝’，亏你想得出!”
对于诸如此类的讽刺，黄二爷充耳不闻。他自然知道爱新觉罗气数已尽，可是也不愿意承认民国的开始，他到底是前朝赐姓的“随旗”子弟，名门正道的宅门出身，怎么肯降尊纡贵到民国政府里讨个一官半职。况且，所有他可能做的那些职位，诸如某部文员某局秘书之类，点头哈腰一个月积下来的薪水尚不够他一次打茶围的用度，又何必去受那个委屈呢?不错，家业是不如以前了，可是也还没到抛头露面托钵乞讨的份儿上。至少，这口鸦片也还抽得起，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
于是，他照样儿声色犬马，照样儿招朋聚赌，也照样儿逛八大胡同捧京戏名旦，甚至在妻子临盆前夕大张旗鼓迎娶第三个姨奶奶进门，夫人赵依凡终于忍无可忍，当年年底即丢下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子小帝，与小姑子黄家秀相偕远游——名义上是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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