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係到国家的存亡，关係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註：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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