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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閒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第十三章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骆驼祥子》

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註：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着《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衝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閒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閒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註：《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註：《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像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註：《老舍选集·自序》。)

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又是那么简陋寒酸哪!”后一句话使我们感到他的自我苛责的严肃作风，前一句道出了他的创作上的甘苦。他是用全部心血来进行创作的。

我们知道，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上，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力车夫生活遭遇的题材了。在《柳家大院》里，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