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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国外是我六岁那年的事。

阿什菲尔德正式出租了，租给了肯付高价的美国人。一家人打点行装做着临行前的准备。打算去的地方是法国南部的帕安。我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内心激动不已。母亲告诉我说，全家人要搬到有大山的地方。我问了一连串有关山的问题，充满了稚气的好奇：大山很高吗？有没有圣·玛丽教堂的尖顶高？那座教堂的尖顶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高的地方。

大山居然会比它高出好多好多，有几百、几千英尺。我牵着托尼来到院子里，嘴里嚼着从厨子简那儿讨来的一大块干麵包片，开始尽力想像大山的雄姿。我抬起头来，仰望着苍天。大山也许就是这样吧———很高很高，高得直上云霄，那气派惊心动魄。

母亲喜欢大山，她对我们说，她对海没有什么感情。我深信，大山将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在当时，出国旅行的手续与现在大不一样，非常简便。

那时候不使用护照，也不必填写什么表，买了车票，订好了卧铺，就算办罢了一切。但收拾行李却不那么简单。家里其他人的行李有多少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光母亲一人的东西就一大堆。

启程之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部分准备供新房客租用的普通瓷器被取了出来，摆在架子上，壁炉上，以及餐桌和写字檯上。租房子的人不愿意对家中摆设的珍贵瓷器负任何责任，留下的东西都及时锁好了，旅行的箱子也都装满捆好。一家人正式动身前往法国。

在出国旅途中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福克斯通登上轮船横波英吉利海峡。母亲和麦琪当时都心慌胆怯。她们都有晕船症，所以一上船就躲进供妇女用的客舱，紧闭双眼平躺着，期望安安稳稳地渡过这段水域，顺利抵达法国。儘管我曾在哥哥的小艇上吃过苦头。但却坚信自己不会晕船。

父亲也在为我鼓气，我跟他一起呆在甲板上。轮船平稳地渡过海峡，可我却自以为是我用自己的顽强战胜了海浪。船到了布洛涅，我欣喜地听到父亲宣布：“阿加莎能够适应海上航行。”就在我们登上法国口岸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儿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穿过栅栏时，有人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衝着我喊起来。我没有搭理他，不屑一顾地走过栅栏。

“您的票，小姐。喂，那位小姐，请出示您的船票！”幸亏父亲及时赶上来，让他查看了我们的船票。

第二桩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气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帕安。我被从火车的高阶梯上抱下来。旅店的汽车正等候在那里。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到了。我们按计划赶到了旅店。旅店的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着庇里牛斯山脉。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庇里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却仅仅是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排状如牙齿的怪物，看上去似乎只高出地平线一两英寸。那些就是吗？那些就是大山？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言状，不可思议的大山脉哪里去了？我默然无语，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受了如此巨大的幻灭——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幻想破灭了。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那无尽的沮丧。

我们在帕安住了大约六个月。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麦琪很快就捲入了社交活动的旋涡。父亲在那儿有几位美国旧友，在旅店里又结识不少新交。我们携带了许多朋友写的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住在各个旅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隻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麵包店”。

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莫豪拉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