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因为儘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閒逛惯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檔,我可不情愿,因为儘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伙,于是就和他搭檔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噁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国。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帐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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