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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一个人在伦敦时又时常见到她。我们多次一起外出。”

“嗯，”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唉，你还是没听懂，”他不耐烦地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离婚，儘快地办手续。”

听到这些话，我料到生活的一部分：幸福、成功和充满自信的生活，完结了。可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这事会烟消云散的。在我俩的生活中，从没有过这样的疑虑。我俩婚后生活幸福、和谐。他决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这或许是他近几个月眷恋令人快活的伴侣而引起的。

他说：“很久以前我曾告诉过你，我讨厌生病或郁郁不乐，这把我的事全坏了。”

我本应了解这一点。假如我更聪明一点，假如我更了解我丈夫，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他而不是满足于把他理想化，把他多少地想像得完美无缺，那样也许会避免这一切。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所发生的事能够避免吗？假如我不撇下他，独自一人去阿什菲尔德呢？他或许不会爱上这个姑娘，可还会有其他什么女人。因为肯定我在某方面满足不了阿尔奇的要求，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姑娘的缘故？难道是命里註定要他一见钟情吗？我们最初几次见到她时，阿尔奇肯定没有被她迷上。他甚至反对我邀请她来家里小住的建议，说会妨碍他打高尔夫球。他对这姑娘突如其来的爱情，就像当年对我的一样。看来这或许是命该如此。”

亲朋好友此时也爱莫能助。他们认为：“不可思议。你们生活得一直很幸福。他会回心转意的。重归于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也这样以为，我想他会回头的。可是，他没有。他离开了森尼代尔。卡洛这时又回来了，英国专家诊断说她父亲患的不是癌症，有她在身边，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她比我看得清楚。她说阿尔奇不会回头的。当他终于收拾行李离去后，我心中竞有解脱的感觉，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然而，两星期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大概做了件错事。

我说，想想罗莎琳德，这样做的确不明智。他毕竟钟爱她。他承认是这样。

“她也很爱你，爱你胜于爱我。唔，她生病时会想我，可你是她爱戴和依赖的父亲；你和她有同样的幽默感，是她的更好的伙伴，比我强。你应该想法战胜自己。我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是，他回来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他的感情是多么炽烈；他一再对我说：“我忍受不了这种割爱，我忍受不了这种没有幸福的生活。并非人人都能享有幸福，总得有人付出幸福。”

我努力克制着说：“但为什么要我付出而不是你？”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段时间他—直对我爱理不理，几乎从不主动接近我或有问才有答。后来我目睹了其他的夫妻，阅历也深了，才恍然省悟。他闷闷不乐是因他在内心深处爱着我，不愿伤害我，因此，他只得自欺欺人地想：这不是伤害我，这最终是对我好。我应该生活得幸福，应该去旅行，不管怎样，我还可以从事写作来安慰自己。由于他良心折磨着他，他只好故意待我无情无义。过去我母亲总说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而我清楚地看到的却一直是他那些善良的举动，淳厚的性格。蒙蒂自肯亚回来后他是那么乐于助人，平时，他总是为别人分忧解难。但是现在阿尔奇太绝情了，一味地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我过去曾佩服他的冷酷无情。而现在我领教了它的厉害。

就这样。继疾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悲痛、绝望和破碎的心。我苦熬了一年，盼望他能回心转意。可他没有。

我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二月，卡洛、罗莎琳德和我去加那利群岛。我很难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但我知道重振精神的惟一希望是把那些生活中的不幸置于脑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英国不再能给我以平静。罗莎琳德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有她和朋友卡洛陪伴，心灵可以復苏，从而面对未来。但是英国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厌恶新闻界，讨厌记者和人多，毫无疑问这样欠公平，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很自然的。我感到就像只被追捕的狐狸，巢穴被掘，猎犬狺狺地四处追赶我。我一直忌讳隐私为人所知，现在尤为如此，以至于有时我觉得简直无地自容了。

阿尔奇在斯泰尔斯又住了些日子，但他正设法卖掉它，当然也征得了我的同意，因它一半归我所有。这时我手头拮据，特别需要钱。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无法创作了。两手空空，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也都贴了进去。我没有任何收入，除非我去挣钱或动用积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儘快再写一本书。

我的姻兄，阿尔奇的兄弟坎贝尔·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和蔼可亲，此时给了我帮助。他建议把在《随笔》发表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出版。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助了我一管之力。我还干不了这种工作。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并相当受欢迎。这时我打定主意，只要换个环境，静下心来，我或许可以在卡洛的帮助下再写一本书。

有一个完全站在我一边并鼓励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姐夫詹姆斯。

“你干得不错，阿加莎，”他用那平静的声调说，“你很明智，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的。你一定要从这事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