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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在北平出版，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傅斯年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係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实物见证面前，日本人儘管仍极力狡辩，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在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梦想。

殷墟发掘的光芒(1)

殷墟发掘的光芒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与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前来视察1931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第四次安阳殷墟发掘宣布开始。此次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捲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人员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刘屿霞、王湘、周英学，以及河南省派出的关百益与河南大学实习生石璋如、刘耀(昭邻、尹达)等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神采飞扬地来了。

此前，安阳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有字甲骨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到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殷墟王陵区M1550大墓出土的四排人头骨梁思永堪称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海龟”，也就是李济所言“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梁思永很快显示了学有所成的深厚功底和识见，其思维方式和技术技能，比包括李济在内的其他“海龟”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耀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并以超凡的才识，于荒芜的田野发现黄土之下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迭压着。这一奇特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其掌握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仰韶特别是甘肃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此前李济等人发掘的济南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学术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济南章丘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的第二次发掘。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较，梁思永指挥的此次发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改进：

一是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开工伊始，根据梁思永的建议，经同仁一致同意，改变上次发掘中六名民工同开一坑的做法，分阶段逐次增人。开坑之初，仅派两人同挖一坑，即一杴一镢合作;掘至两米深的时候，因坑旁积土增多，翻运困难，再增一人;至三米深后，每坑增至四人;再深之后，每坑增至五人，并改用辘轳往外提土。以此方法，各坑人数虽不固定，但每人都有固定分工，干活快慢极易比较，且坑内由于人员减少而增大了每个人的立足之处，可以自由活动，工作效率比上次大为提高。

二是利用布袋盛装出土遗物。上次发掘主要以麻纸包裹出土遗物，然后放在筐中，以便搬运，出土之处的坑位也写在包裹出土物的麻纸上。当时麻纸一角钱仅买10张，只用一次便破损无法再用。此次发掘，为节省费用，改用麵粉口袋代替麻纸。只有一些小物件及特殊物件，仍用麻纸和封筒包装，并作特别标记，然后再装入面袋。面袋一角钱一个，每个可用数十次不坏，并且文物装袋之后不易混乱和碰撞，尤其便于运送。每个坑的出土文物分别装入同一袋中，另写一小纸条放入袋里，标明出土坑位、地层等情况。

殷墟发掘的光芒(2)

三是改换记录方式。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物只标写总号，未标出地点，在后期整理中区分十分困难，不得已又重将全部材料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