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页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哈佛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极其高兴地向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为其回国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可跟随李济到广阔的三晋大地一试身手。

1927年1月梁启超致梁思永家信之首页影印件李济和袁復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穫颇丰，共采集70多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几个昼夜风餐露宿与旅途艰险磨难，总算将全部器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誌着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成功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宗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復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国学研究院事务主任梅贻琦、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皆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长篇发掘报告并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欣喜异常。回到寓所，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致连夜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世间已无梁启超(3)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盪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淋漓酣畅的笔墨，挥洒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启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国内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早已跳到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塌--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按：梁为广东新会人，故以“新会”称之。)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渐显颓态，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臟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恆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隻“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刘瑞恆。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他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