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计划面呈蒋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大体是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主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处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一个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蒋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止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说法，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藉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藉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耻辱。潘氏的这一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当时陶孟和在李庄的处境而言，颇不得意，除了环境不能遂愿，且与傅斯年不睦，两所人员不相往来，在一些院内事务上，也经常受傅斯年的挤压。此次所谓“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藉机摆脱傅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蒋介石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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