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42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43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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