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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不过却光大于他，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37，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他还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8。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理想，他没有具体的办法。道家的老子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与儒家、道家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唯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贤德与否，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39。

上述几位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人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商鞅则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