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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盪，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着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59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復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6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鬆，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盪，司马光在《资治通鑑》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