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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仿效汉武帝的“算缗令”，向富商征收财产税。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復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公元758年(唐肃宗干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

专营的制度发生过改变。初期，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十倍，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民众饿死的现象。94后来，主管全国财政的刘晏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和食盐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与之前的政策相比，刘晏的盐法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95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重的时期之一。

刘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据《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96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关係，因此，史家对刘晏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97

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之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公元781年，年壮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地方割据之势再无改观，中央对盐、铁、酒等资源的专营权被迫让渡于地方，人财物三权尽失。据《新唐书地理志》中的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15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当政治集权丧失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靠卖官和地方诸侯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个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也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98

所谓“向地方诸侯索贿”，就是“羡余制度”。“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的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99

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併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盪。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其一，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其二，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