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140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係，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这一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誌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卡尔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便认为：“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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