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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孙中山仍然秉持此论，他说：“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154之主张施行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15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权的基本特征。

1928年7月，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随后英、法、日等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1931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这两大举措，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在政府发布的《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中，就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训政时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係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係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这种思路与晚清李鸿章、盛宣怀的国营理念，乃至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皆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