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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其中以湖南和四川最为激烈，长沙群众举行万人集会，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四川总督枪杀数百请愿群众，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尝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50洋务运动在实务层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构了中国的产业格局，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洋务派修建了铁路，架设了全国性的电报网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和船舶製造工厂，创办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勘探及开发全国矿产，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务运动的先天性缺陷使它无法让中国真正地告别过去，我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条缺陷。

其一，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与之前乃至以后的经济大变革相比，洋务运动最特别之处是，它并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由一些在地方任职的汉族官员自发地、缺乏组织性地各自展开，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世凯、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从来没有真正执掌过朝政，而慈禧及满族大臣则首鼠两端，一味以“维稳”为第一要义。因此，洋务派无法从体制设计的高度来完成制度性的顶层设计，变革的随机性很强，常常因人而异，非常容易变型或被打断。

其二，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

这三大元素是历代经济变革的核心命题，成败得失俱因之于此。可惜的是，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白银体系风雨飘摇，土地改革无从谈起，所有的变革只密集地发生在工业经济的领域里，我们可以视之为“增量改革”，而增量对存量没有形成根本性的替代效应，因此，变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无法造成社会机制的转变，李鸿章晚年自嘲为风雨飘摇中的“裱糊匠”，确是实情。

其三，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

从四大利益集团的获益分配来看，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对于亿万基层民众来说，经济改革如久旱闻雷声，雷声颇隆，却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对改革的支持热情。尤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改革中得到经济利益，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赖于农业税、盐税和关税，在最高执政集团看来，他们既要承担改革的成本风险、制度风险，又要承担道德风险，却看不到政权因此巩固的迹象，甚至到后期，改革诉求已俨然危及政权本身。所以自始至终，朝廷一直对改革抱持敌意和戒心，成为最被动的一个集团。相对的，那些启动或参与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获利阶层，盛宣怀、李鸿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时，成了权贵贪腐的典型。

其四，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

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性体现，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认定“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到1894年，张之洞仍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十余年思想几无进步。因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等到民间喧嚣于立宪之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预备，一味拖延弹压，导致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猛然关闭。

第九讲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民国时期长38年，只比隋朝多了一年。这38年中，其实有两个民国：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国，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这两个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国民党把它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称为“统制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国家资本主义。

民国初建的时候，无论是政治制度、国民思想还是经济制度，一切坚硬壁垒都烟消云散了，那是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思想最混乱和最活跃的时期，他们不相信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文明体制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要切断身上的尾巴，反对一切传统，与祖宗告别，要“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从此不读中国书。如此激烈的文化姿态是春秋时期以来前所未见的。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崩坏。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对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地方军阀更是脱离了北京的领导，拥兵自重，以邻为壑，倡导“联省自治”。对全民思想的控制也鬆动了，年轻人怀疑和摒弃一切传统，“四书五经”皆成腐朽之物，连孔夫子都被打倒在地了，除了宗族意识之外的民间知识及信仰体系日渐疏鬆。社会精英则全部流散到了体制之外，自科举被废除后，再没有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和推举制度，人才在民间大流动，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春秋之后再一次集体出现，成为统治系统外的活跃力量。在宏观经济治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