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业、粮食加工业等。
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同业公会购买一亿元的定向国债。其后，他突然宣布，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股票，一亿元国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政府跃升为第一大股东。此后半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被政府控股，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係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159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道：“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正是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1935年11月，在对银行业完成了国营化改制后，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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